1989年，美国新泽西州深水市一家工厂内，一座180英尺高的水塔上挂着一条横幅，公然指控杜邦公司是全球头号污染者。

这是绿色和平组织的示威者谋划的一次曝光行动。一时间，杜邦这家美国最大、历史最为悠久的化学品公司深陷污染丑闻。

问题开始于1936年。

当时，杜邦发明出一种耐高温、抗酸碱的化学涂料——特氟龙（teflon），也就是随后广受欢迎的不粘锅涂料。但制造特氟龙的过程需要使用化学试剂全氟辛酸（PFOA），是一种致癌物。上世纪50年代，杜邦向3M公司购买PFOA时，3M就建议将含有PFOA的废弃物送到专业的化学处理厂。

然而，面对特氟龙每年带来的超10亿美元的巨额利润，杜邦的动作逐渐变形。

1951年起，杜邦开始将数十吨PFOA粉末排入俄亥俄河，并将7100吨含有PFOA的淤泥直接堆在工厂旁的土地上，污染一直持续了50多年。

这起震惊全球的丑闻，无疑给创造人类财富的商业世界抛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质疑：我们究竟是要短期的商业利益，还是要长期的可持续发展？

杜邦用行动向外界表了决心。2004年，杜邦从美国环境保护署聘请琳达·费舍尔（Linda Fisher）担任公司首席可持续发展官（CSO，即Chief Sustainable Officer），负责公司可持续发展相关事务。费舍尔是全球第一位首席可持续发展官，而杜邦公司也是全球第一家独立设置该岗位的企业。这意味着商业世界开始正面回应可持续发展的宏大命题。

然而，外界起初对CSO的态度并不友好。不少人认为，CSO只是企业为了满足对外公关需求而虚设的空职。沃尔玛首席执行官李·斯科特甚至曾公开承认，沃尔玛此前所有环保行动，都只不过是公司为清洗负面形象而努力的一部分。

但外界的质疑并没有成为企业对可持续发展认可的阻碍。杜邦之后，依然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设立CSO或相似职能。可持续发展高管招聘企业Weinreb Group的数据显示，2021年，共计有31家美国企业新增了CSO的职位，比过往任何一年的两倍还多。

要知道，新冠爆发以来，美国经济受到重创，大部分美国企业面临裁员、节流的压力，失业率一度达到15%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数值。这种情况下，CSO的数量却增加三分之一。

过去20年里，国外企业对待可持续发展的命题越发认真。如今，这种认真开始轮到了中国企业。

1.ESG“枪响起跑”

相信许多人对ESG概念并不陌生。

就在杜邦设立CSO的2004年，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发布名为《Who Cares Wins》（在乎者即赢家）报告，正式提出“ESG”的概念，即环境（Environmental）、社会责任（Social）、公司治理（Governance），要求企业不再紧盯盈利这一单一指标，而是从环境、社会趋势、公司治理三方面着手，寻求长期可持续发展。

企业盈利与否都可以通过数据进行反馈，但对于是否“可持续”的判断，从当前市面上现存的几百套ESG评级标准便可看出，这一问题并不好答。

事实上，在ESG概念出现之前，企业社会责任（CSR）更加为人熟知。CSR要求企业在实现商业盈利的同时，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。

在这方面，可口可乐一直都是优等生。早在2007年以前，可口可乐就为我国农村教育项目捐资超过6000万元，在27个省、市建立了57所希望小学、30个网络中心、52间多媒体教室和100个希望书库。

可以看出，CSR更像在要求企业“做善事”，对企业自身业务并无过多要求。

但ESG更强调理念与自身业务相融合，避免企业一边因攫取利益损害社会价值，另一边通过做公益来宣称自己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。可以说，ESG是CSR的进化，也是业界对可持续发展的更深层解读。

此前，不少中国企业也是CSR的践行者，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也并不陌生。腾讯、阿里巴巴、百度等互联网企业均在2021年之前连续多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。

阿里巴巴在2017年正式启动“阿里巴巴脱贫基金”，并表示之后五年将投入100亿元；新东方则在2002-2020年18年间，共出资2020万元，先后捐建四川西充张澜小学、四川德阳天元烛光小学、甘肃舟曲石家山抗震希望小学等7所希望小学。

变化发生在2021年。

去年，腾讯、京东、拼多多、百度、阿里、微博等互联网大厂纷纷发布独立ESG报告，公布自身在ESG方面的投入与成绩。

巨头企业们仿佛一夜之间从CSR转向ESG，整齐得像是听到了起跑的发令枪。

其中，腾讯、听到了巴等互联网大厂更是把ESG提升至公司顶层设计高度，推出ESG或可持续发展相关战略，并调整组织架构。

去年4月19日，腾讯独立发布首份ESG报告，宣布将企业核心战略升级为“推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”，并专门斥资500亿。除在董事会之下设置相应组织架构外，腾讯还成立了“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（SSV）”，设立向善实验室群，孵化碳中和、乡村振兴、教育创新、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创新项目。

（腾讯ESG管治架构）

阿里巴巴在去年以来就开展了系列动作。去年的乌镇大会上就提出，ESG是阿里面向未来的基石战略；去年底的投资者大会上，阿里首次发布了《阿里巴巴碳中和行动报告》。

今年8月底，阿里巴巴首次发布长达218页的ESG报告，涵盖“修复绿色星球”“支持员工发展”“服务可持续的美好生活”“助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”“助力社会包容和韧性”“推动人人参与的公益”和“构建信任”七个方向。

组织架构上，阿里在集团层面设立了三层独立架构，从上至下依次为董事会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、可持续发展管理委员会和ESG工作组。工作组由各业务单元代表组成，并成立了ESG策略和运营部门，与各个业务单元协同，共同确保ESG战略目标的有效完成。该架构由上至下层层递进，从顶层设计到实际与业务融合均有专人把关。

（阿里巴巴可持续发展治理架构）

这些只是互联网大厂的动作。各细分领域的科技巨头们也在近两年发力ESG。

例如华为、宁德时代等企业，均在董事会层面设置了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委员会；“AI四小龙”之一商汤科技则将ESG拆分为三大板块，分别委派专人负责。

ESG甚至向下渗透到了创投领域，创业企业与投资机构也在根据自身业务特性，摸索ESG路径。

去年8月，成立仅4年的私域SaaS服务云平台鲸灵智能成立了共同富裕事业部，公司CEO邬强强亲自挂帅，钟铭、褚伟担任副总裁，并同样在董事会层面设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与ESG工作小组。

而在投资机构中，盛世投资与云九资本先后在2021年3月与9月设立“首席可持续发展官”及“可持续和责任投资总监”的职能，发力ESG投资。

ESG部门的成立，必然需要相关人才的支撑。作者在各大招聘网站搜索“可持续发展”后发现，不少企业都在今年发布了“可持续发展专员”“可持续发展高级经理”“ESG可持续发展业务高级审核员”等岗位，并且开出了不低的薪资待遇。

毋庸置疑，从去年开始在国内爆发的ESG，如今已经在中国商业界上上下下开始蔓延。但同时这也引出了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：2004年就开始出现的ESG，为什么所有这一切的行动，都发生在2021年？ESG真的仅仅是一张应试答卷吗？

2.为什么是现在？

随着双碳“3060”目标的临近，谈起ESG，一些人会将其与“碳中和”画上等号。而“E”（环境）的部分也目前企业发力最大的一环。

导致这种“认知错位”的原因，是多方面的。云九资本可持续与责任投资总监刁纾雯对作者表示：“ESG三个维度当中，‘E’是相对比较直观，也容易执行的，因为减排减碳的结果可被量化，同时不会因各国文化等背景差异而不同，保护地球这件事是对全人类有益的。”

不过，气候问题既是一个科学问题，同时也关涉到各国的政治、经济利益，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权的问题。

正因如此，各国就减碳的目标、行动框架及时间达成共识的过程中也充满挑战。

2009年，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自动分为两大阵营，围绕气候问题展开了长达13天的争辩；时隔6年，2015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，195个联合国成员国终于达成共识，制定《巴黎协定》取代《京都议定书》，明确定出全球范围内的减排目标。

此后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公布碳中和目标，中国也不例外。2020年9月22日，“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、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”的“3060双碳目标”被正式确立。

事实上，双碳目标的临近，正是此次ESG在国内集中爆发的核心推动力。

回顾过往便会发现，企业发布报告的名称变化和政策变化有种微妙的关联。2008年以前，一部分企业发布的是“CSR报告”，而另一部分则发布的是“可持续发展报告”；2008年后，国资委、沪深交易出台文件均鼓励发布CSR报告，企业才开始将报告名称统一调整为CSR报告。

而2020年双碳目标的出现则又是一次转折。数据统计显示，2020年，ESG报告占比从三年前的2.02%增长到22.66%。

“龙头企业对政策变化的感知非常敏感，双碳目标提出后，他们马上会意识到要紧跟国家战略，寻找新的发展机会。”绿色和平东亚分部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吕歆告诉作者。

除政策引导外，资本市场的变化也直接对企业形成压力。

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，2020年起，不少企业均返港上市。而港交所对上市企业ESG要求十分严格：早在2012年，港交所便发布《ESG报告指引》，作为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建议；2019年12月，港交所确定了新版《指引》内容，进一步扩大强制披露的范围。

海外投资人对于企业的ESG要求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吕歆表示，在走访企业的过程中发现，投资人对企业ESG表现与气候行动十分关注，不少企业会受到投资人的直接问询。

面对如此直接的压力，企业的动作也很一致。在绿色和平组织今年评估的24家互联网云服务与数据中心企业中，四分之三的企业将环境、社会、公司治理纳入企业管理体系。其中，大部分企业在港或海外上市，或者受到投资人直接要求。

ESG不仅是二级市场的一道“紧箍咒”，一级市场同样将其奉为圭臬。

盛世投资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姜燕对作者表示，公司ESG管理部门制定了ESG投资制度和相关工具包，并给全员进行定期的ESG能力建设，同时根据业务部门在投前和投后管理中的相关反馈和共性问题，给予针对性的能力建设。

云九资本则从募资、项目筛选、尽职调查、投后管理直至资本退出环节均设定了ESG相关动作。“我们会邀请决定投资的企业签属订一份ESG承诺，并会根据被投企业所处行业及其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梳理出相关的ESG相关实质议题和考量，有条件的企业在两年内成立自己的ESG工作小组。”刁纾雯告诉作者。

政策和资本传导给企业的压力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。而在企业与企业之间，还存在一种微妙的“同辈压力”。

在作者和企业交流的过程中发现，企业对于同行的做法颇为关注。无论是调整组织架构还是发布报告，同行们之间的跟进动作都非常快速。对此，吕歆表示，企业对同行的竞争压力感知很明显，看到市场份额差不多的企业定了可再生能源目标，自己就想做得更好。

不过，也有部分企业并未追随ESG的大潮。目前看来，互联网企业对于ESG的行动有明显的分层。

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在《绿色云端2022》报告中，对国内24家领先互联网云服务与数据中心企业的碳中和表现进行排名。腾讯、阿里、百度位列前三，而字节跳动仅位列第7。双碳目标公布至今，字节尚未公开披露碳中和与可再生能源领域实质性目标，也并未披露关键环境信息。

这种结果，与企业所处阶段及业务属性有直接关联。从业务方面看，腾讯、阿里、蚂蚁、京东等均有自建的数据中心。而数据中心的运营会产生巨量能耗。双碳目标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这类企业自然动作更快。

总的来看，企业们在2021年纷纷转身ESG的原因并不存在某个“导火索式”的时间或事件转折点，而是诸多因素交织促成的一种渐进式变革。

既然ESG已成为既定趋势，“要不要做”的概念已经无从争论，企业当前面临着一个更大、更难的问题——ESG怎么做？

3.ESG不是绿色童话

ESG还是一个太新鲜的话题，即使是已经走在前列的企业们，也是摸着石头过河。

吕歆告诉作者，一些中小型企业现在可能连如何编写一份ESG报告都不是特别清楚。这种情况下，龙头企业的示范作用就更加重要。

在ESG落地的众多道“坎”中，成本永远都是企业绕不开的命题。

对此，阿里巴巴ESG和双碳业务部总经理、阿里巴巴可持续发展管理委员会委员杨灵叶表示：“公司从上至下对碳中和的推进是坚定不移的。同时，阿里巴巴作为一个科技、零售和物流供应链结合、线上与线下业务结合的企业，我们的减排规划需要综合考虑多种行业交织的复杂性，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减碳工作有更多交叉创新的潜在机会。因此，在方法的尝试上，也是开放性的借鉴吸收和创造先进的工作方式，比如内部碳定价问题的积极探索。”

内部碳定价机制对企业而言是一种很好的内化成本的手段。定价越高，企业则可以在碳交易过程中收获更多收益以抵消减碳成本。

根据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在2020年的调查数据，全球500家最大的公司中，近一半已将内部碳定价的碳核算纳入业务计划，包括迪士尼、微软、沃尔沃、三菱等。

此外，目前绿电成本过高也会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。“在跟企业聊的时候听到过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，绿电的价格上涨，给企业带来了额外成本太高了，大家不太愿意做。”吕歆告诉作者。

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，是我国绿电、绿证与碳交易市场尚未完全打通，绿电的环境价值没有在碳市场中完全体现，企业的采购积极性降低。

正如前文所言，“E”是ESG三个方向中最可被量化的一环，相比之下，“S（社会责任）”的维度则更加空泛，成果难以量化，标准也很难统一，不同国家所关注的核心社会议题千差万别，“是什么”层面尚且难以厘清，更不用说到底该“怎么做”。

对此，创业公司鲸灵智能颇有感触。

“村团长项目”是鲸灵智能共同富裕事业部之下的一项重要业务，背后的业务落点就是社会责任。其主要内容是，鲸灵智能与浙江当地政府合作，在当地农村动员无业村民作为“村团长”，加入鲸灵电商体系，从而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，为农民创收。

目前，整个项目运转涉及村团长“筛选-培养-运营”三大环节，完成一个培训周期大致需要5-6个月。现在摆在鲸灵智能面前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将村团长的培训流程SOP化，以便更低成本、更快速地在其他村镇复制。

现阶段，村团长项目处于投入成本的阶段，对于鲸灵智能而言，考虑更多的是社会价值，是长线投入项目。

可见，成本几乎是每一家做ESG的企业都会面临的共同问题。

但企业一旦厘清ESG业务成本与收益之后，成熟的ESG体系对企业而言不应是一种负担，而是能够看到真金白银的商业回报。据《商周杂志》报道，ESG成绩较好的公司，股市回报率超其他公司3％以上。“ESG需要产业化精细运营，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性，光靠热情是走不远的。”鲸灵智能表示。

而当下我国推进ESG所面临的巨大成本问题，或许与当前我国ESG建设尚在早期的现状有关。

一方面，目前各行业整体绿色电力消纳比例仍然较低。“以互联网科技行业为例，如果一家企业采购超过5亿度的绿电，看起来量确实很大，但可能企业本身一年的用电量在40亿度以上，所以绿电占比还比较小。”吕歆解释道。

同时，一些企业的碳中和行动也相对滞后。制定目标是企业制定ESG战略很重要的一环，但除少数互联网大厂已经制定了具体目标外，绝大部分企业的碳中和与100%可再生能源目标还是空白。

另一方面，企业ESG相关信息披露程度比较有限，ESG评级的标准也尚未统一。

德勤中国数据显示，截至2018年，全球已有超过600项ESG评级及排名体系，这些评级标准的对象、体系、方式、呈现形式、用途等各有差异。

一个案例更能凸显当下ESG评级的戏剧性。

据新浪财经ESG评级中心数据，不同评级机构为“平安银行”2022年Q2打出的ESG评级数据各有千秋——商道融绿给出的评级为“B+”，妙盈给出的评级为“B”，晨星sustainalytics给出的评级则为“25.11”。

对此，吕歆告诉作者，企业对于ESG评级标准的分散也感到迷茫——不同的评级机构会给企业打出不同的分数，企业面对不同机构的标准、调研问卷也不尽相同，无形之中增加了企业的工作量。因此，企业也很希望能有一套完整的披露流程和普遍统一的评估标准。

可以看到，作为一个新兴概念，ESG的落地过程难免坎坷。但这并不妨碍其本身的正确与合理性。

对于当下没有额外精力系统化开展ESG工作的企业，先做好基本的信息披露和碳盘查，或给予员工更多关怀未尝不是一种选择。

毕竟，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，其次，是现在。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甲子光年”（ID:jazzyear），作者：木南